百姓。因此贤明之臣，都将为国理财视作残害百姓的奸邪手段。
原本历史中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辩论，便可看出这一点。
朝廷用度不足，司马光认为应该缩减开支；王安石认为缩减开支只是杯水车薪，应该开源。
司马光认为“地所生货财百物，止有此数，不在民间，则在公家。善理财之人，不过头会箕敛，以尽民财，如此则百姓困穷，流离为盗，岂国家之利”。
而王安石反驳，司马光所说的财富恒定是“阖门而与其子市，而门之外莫入焉，虽尽得子之财，犹不富也”，“欲富天下，则资之天地”，并且开门做生意，就能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。
虽然王安石最终失败了，没有做到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，但后世人从未来向过去投去注视，知道王安石才是正确的。
王安石所说换成现代俗语，就是“做大蛋糕再分蛋糕”和“对外贸易”。只是他没有看到做大蛋糕的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力，对外贸易也需要科技发展，才能稳定对外航线，开着海船去全世界购买粮食。这些都是到了现代才能做到的事。
大宋做不到这一点，就只能假定整个社会的财富恒定。
如果能打胜仗，掠夺他国财富，那就既解决了冗兵，还能使国内财富流动，重新激活国家财政活力。
赵暾自现代而来，明白国家的财政是否健康，不在于每年国库里有多少钱帛被堆得烂掉，而在于财富的流通。
所以一场战争后，如果能将掠夺来的资源转化成国力，国家会迎来经济空前繁荣。
早在赵暾任望海知县的时候，就和王安石讨论过国家理财。
后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指指点点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王安石脑海中模模糊糊的“欲富天下，则资之天地”念头，终于落到了实处。
田地是可以增产的；车船是可以跑得更快的。
即使现在做不到，但开荒新的土地也是扩大生产，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。
损有余而补不足，也可以是拿他国的有余补自己的不足。辽国和西夏问宋朝要岁币不就是如此吗？
蛮夷做得，我为何做不得？朝中道德君子不愿意？没关系，那道德污名我王安石一人承担！与皇帝无关！
那时王安石还不知道赵暾是皇子。
赵暾听见王安石敢为天下先的豪言壮语，有点尴尬。
自己如果死了，宋神宗或许不能支撑王安石的雄心壮志；如果自己登基……哈哈哈，希望王安石记得今日之话。
赵暾接过狄诤递来的温水润了润喉咙，旧事重提：“当年你说你一力承担，不让皇帝背负污名的话还当真吗？”
王安石的脸色瞬间特别难看。
赵暾在心底满意地点点头。不错，他就是想看到王安石尴尬。
“当真。”王安石道，“我从不妄言。”
赵暾：“……”完蛋，现在轮到我尴尬了。
赵暾假装没听见，继续梳理田赋政策。
均田制需要在边疆推行，但沿用的不是隋唐的均田制。
已经走过的路不能再回头，已经发展的政策不能再倒回去。隋唐的均田制虽好，但唐朝后期已经破坏殆尽，重构以前的均田制已经没有可能。
换句话说，抑制兼并已经不可能了，除非宋朝开国之初，在一片废墟的时候大刀阔斧地改革。
不过就算宋朝开国之初执行了均田制，到了赵暾这一代，均田制和府兵制也差不多都快完蛋了，赵暾还是得改革。
赵暾要王安石在两广试行的均田制，均田制只是个幌子。
两广的熟田本就不多，战争死了一批人，留下的田地被收为官田。王安石和章惇将这些官田分给百姓，鼓励百姓来两广定居，表面上看上去是均田制。
但均田制的核心内容不在于分田，而在于分配的部分田地不能买卖。抑制兼并，将农民绑死在田地上，才是均田制的本质。
赵暾只让王安石和章惇在两广分田，但不禁止买卖，本质上与大宋如今的摆烂田赋政策没有区别。
在这个幌子下，赵暾所实施的鼓励拓荒政策，才是他的目的。
赵暾不能迅速拔高大宋的生产力，但能用后世封建王朝已经实行过的政策。
即使那些政策在百年后仍旧会出大大小小的问题，但宋朝能活个两三百年也差不多了。只要宋朝能够留下足够的遗产，令下一个封建时代迅速平定中原，迎来盛世，宋朝就死得其所，可令后世称颂。
宋朝之后，元明清都沿用了宋朝不抑兼并的政策。
为了解决农民无地问题，自明朝起，实行了“永佃制”。从此一田二主，地权分离。
朝廷不再看田地的主人是谁，只盯着田地征税。户籍制度被放宽，农民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。
此举逐渐发展成“以银代征”，人头税也逐步被取消。
等“永佃制”再如均田制般彻底崩溃时，中国就该迈步近现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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